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根据地江西瑞金等地出发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依照毛泽东的行动方针，改向敌兵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随后出其不意，南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并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南之宁属地区（今凉山州），跳出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除红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进攻会理县城外，其余各部分别在会理城郊、宁南松林地域转入休整。5月11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我们认为目前野战军应利用北渡金沙江的有利形势，各个击破与消灭刘文辉的部队，争取迅速渡过大渡河，并于十三日即开始北上”。
5月12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向中央军委建议：“放弃会理”，“速出有力支队控制大渡河要点，以便北进”。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效铁厂（今会理县红旗区老街乡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和对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研究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会议强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决定刘伯承为红军先遣队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并决定在会理作好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和补充，于5月15日出发北上。因此，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一切计划、一切行动和措施都是为了抢渡大渡河，继而迅速北进，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为此，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亲自部署抢渡大渡河行动。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当晚，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放弃攻击会理城。5月14日晚，按中革军委14日晚的行动部署，中央红军撤离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红军团先头部队首先从会理北进，在沿安宁河北上中，刘伯承应用统战策略，派人将一纸文书送给川军阻击部队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要其所指挥的一个团又一个营让路，5月17日凌晨3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一师一团占领德昌，5月18日从德昌出发，15时，中央红军先头红三团进抵西昌城下根据侦察的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拟以五军团览视该城之敌，一军团继续北进”。半小时后，中革军委同意林、聂建议并对各部行动作出部署。19日，红一团宿礼州。5月19日，中革军委电令全军：由一军团一师一团、军团工兵连、炮兵连、肖华的一个工作队和无线电台组成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任政委。20日凌晨，先遣一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带领下进驻泸沽，先遣第二团（一军团二师五团）随之进驻泸沽，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罗瑞卿生病，聂荣臻代政委之职）亦随后到达。中革军委首长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中革军委之所以将大树堡作为渡河点的第一选择，恐怕多少也跟当年那个“翼王覆灭”的阴影有一定程度的联系。20日中午，在泸沽一军团司令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传达了中革军委关于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的指示。20日下午中革军委电令：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过，无敌情要走百二十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21日上午，中革军委在尚未收到先遣队《侦察报告》时，仍电令全军走越西大路，并对从大路进军经越西有敌无敌作出具体布置，特别强调夺取渡河点。从中革军委5月19日至20日连续发给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等首长的电令来看，红军的行军路线是：全军走泸沽经越西至大树的大路，在大树堡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