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茶马司遗址，位于名山区新店镇，紧邻川藏公路，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古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
北宋熙宁七年(1074)，在名山设置买茶场，并“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事宜。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朝廷在名山设茶监，统管以茶易马公务茶政。明洪武十九年(1386)，于雅州名山设“雅州茶马司”。清中期，撤销茶马司机构。后来，茶马司建筑被附近村民用来供奉菩萨，取名“长马寺”，得以幸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补修，现存大殿及左右厢房。茶马司坐北向南，以中轴线对称布局。歇山顶穿斗式石木结构，面阔三间。前殿已拆除，现有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
茶马司门楣上，有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茶马司”烫金大字。院口竖立有“茶马司”石碑，碑文记有“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等内容，反映了茶马司曾是四川茶马交易的极盛之地。大门口横卧着几根赭红色石柱，石柱上隐约可见“赤兔”二字，据说这石柱是当年的拴马石。大门两侧墙面上有两幅线刻描金长画卷，一幅为《藏汉一家》，讲述文成公主和亲引茶入藏施惠雪域人民，画面人物载歌载舞，藏汉人民亲如一家；另一幅为《茶马古道》，描绘雅安茶通过茶马古道，穿越崇山峻岭进藏的种种艰辛。茶马司陈列厅展出了中国西南地区茶马古道走向和茶马互市的历史。
历来，居住于中国西部高寒地区的藏族人民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习惯，茶叶需求量大。内地由于战争、运输和耕作的需要，对马的需求量巨大，于是形成以茶易马的交易。唐代起便有了茶马交易，到宋代时形成一个高峰。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置文州(甘肃文县)买马场，又置威州(四川理县)、龙州(四川平武)、碉门(四川天全)买马场。
名山茶品质优异，深受青睐。宋时，名山茶年运两万驮 (每默120斤)。《宋会要》卷四载：“秦州买四至十岁赤(尺)大马，用名山茶一百二十斤。”宋徽宗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重申神宗原诏：“用名山茶易番马”，并“定为永法”。大观二年(1108 )再诏：“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从元丰四年(1081)起的28年时间里，前后有两位皇帝三次诏书“名山茶专用易马”。元丰八年(1085)，四川茶叶产量达2954.8万斤，川茶产量相当于江南诸产茶省产茶之和。
宋代以茶易马的制度形成后，名山茶行销数量大。《名山县志(1986一2000)》记载，名山茶马司运营的茶马互市，在明代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有时接待藏羌茶马贸易商队的人数一日竟有2000余人。朝廷对茶马交易有着极严格的规定。北宋朝廷制定了严苛的《茶马法》，规定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进行以茶易马的交易，不准私贩，更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贩卖，甚至规定不准将茶籽、茶苗运到边境，凡私贩者处死或充军3000里以外，官员失察者也一同治罪。宋代，形成严格的“以茶治边”制度，名山茶成为封建王朝治边政策的承载之物，此制度直到清代乾隆以后才被废止。执行“以茶治边”制度最严厉的是明代。《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贩私茶，赐死罪。清初依然沿用明律，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后，管理虽有放松，但也只允许出界人携带不多于10斤的茶，如驴驮车载，仍按私茶治罪。起始于名山的茶马古道，一路向西南方向经雅州、严道，翻大相岭进入汉源境内。到汉源后再一分为二，一条经清溪、宜东去泸定、打箭炉，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另一条经邛都到越西、云南，然后出国。
清代中期，官方茶马交易被朝廷废止，名山茶马司也失去了它的功能，后来被改造成一座寺庙，人称“长马寺”。2004年6月，新店镇人民政府进行改造，恢复了茶马司的叫法。2012年7月，被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