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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茶曾是茶马互市专用商品

 【发布日期:2021-01-11】 【字号: 】 【关闭此页【点击数:

1939年,工人在“板凳坡”上加工揉制茶叶 孙明经 摄

四川边茶的制作

四川边茶的采茶时节一般是在春耕过后,茶农用特制的小刀将嫩干嫩枝带叶子全部砍下来,带回家里晒干后堆放在屋里,等候茶厂来收购。茶厂购茶称之为“踩茶”——因为购装茶叶时是用麻袋来盛,要用脚一层一层踩实,每袋一两百斤。茶商把茶收购进厂后,堆放在四面通风的仓房里,随时进行翻晒。茶叶晒干后就进行分级,去掉杂物,按级别质量分堆;然后将茶叶连枝干带叶用铡刀铡成半寸以内的短节,再将铡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上,砖茶不上,金玉少上;然后将茶上“炕”——烘焙茶叶的“炕”是一圆锥体的灶,用石头砌成,在灶内用柴火加热,灶外铺撒茶叶烘焙,再将烘焙好的茶叶,按一定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细麻袋盛装,放到大木桶甑里蒸,蒸好的茶叶要趁热连麻袋一起甩到顺墙摆放的有一定坡度的“板凳坡”上,由人上去来回上下踩踏,一直到将茶叶踩绒为止;最后才是舂包、倒包——按茶包的大小尺寸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内放篾篼,再把已经上过板凳坡踩踏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用一块木制的舂板将茶冲压成块,此为一甑,四甑为一包,拆盒后就可以连篾篼带茶一起取出,等到过一些时候水汽干了,从篾篼里倒翻出来,一甑一甑连带说明书和藏文商标包好,再用原来的篾篼重新包装,并在四面印上藏汉文商标,在封口处还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捆扎后就成一个茶包。砖茶则是砖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有经验的藏商,无论包里包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哪家的茶,并能识别真伪。

边茶一般按质量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金尖供藏族上层人士饮用,金仓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民国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和粗茶三级茶了。

1939年6月,雅安第五茶场女工在挑拣茶叶  孙明经  摄

官营茶马互市结束

四川盆地西缘与横断山脉衔接的雅安、名山、邛崃、天全与荥经一带,就是历史上边茶的主产区。种茶、采茶和卖茶,历来是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采茶、卖茶一般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又正好可用茶叶的收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所以农民都把茶叶亲切地称为“二季粮食”。自打箭炉(康定)茶市开辟以后,作为南路边茶主产地的荥经,茶叶产量剧增,茶农笑逐颜开,茶商获利更丰,当时还流行这样一首观音茶歌:“纷纷儿女叩观音,保佑年年茶事盛;观音有灵应嗟叹,吾民不肯如人家。多年抛弃蚕丝业,竞唱山歌来采茶。”据推算,清代全川茶叶年总产量在20余万担,是明代全川茶年产量不到10万担的一倍以上。现在,这里仍然茶园密布,仍然是供应藏地茶叶需求的主要产地。

名山茶叶味道醇厚,很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喜爱。宋王朝曾下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于是名山茶叶成为茶马互市的专用商品和主打产品,成为内地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明末清初,官方控制的茶马互市大为废弛,许多商人纷纷私自来往于汉藏之间贩运茶叶,藏商更是看好茶叶的高额利润,趋之若鹜,各寺院的代理人也纷至沓来,在其他货物贸易中大量夹带私茶,“其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官方已很难单方面操纵茶叶贸易,而且,茶贵马贱,藏族方面觉得以马换茶已不合算,不愿再以马换茶,再加上清政府控制了西北、西南各游牧地区,马匹已不是稀缺之物。据布罗代尔研究,当时的中国皇帝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骑兵,数字精确:38.9万匹战马和17.5万匹驿马。“当然,全体臣民拥有的马匹总数看来要比君主的马匹多得多。”因而也就先后裁撤了五个茶马御史,停止易马,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改变了以前“以茶驭番”的政策,积极而开放地推行民间互市,四川的边茶基本由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较前朝为低的税课,而且放弃以往限制边茶引额的做法,实行充分供应,满足藏族民众的消费需求。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茶马互市,民间的茶叶贸易顿然兴起,虽还谈不上自由贸易,但已经比从前宽松了许多。

茶马古道的兴衰

康熙以后的统治者继续大力经营蒙藏地区,充分利用茶叶以加强与西藏上层及广大藏族民众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四川茶叶入藏的最繁盛时代,甚至清廷历任驻藏官员均在赴藏前于康定购买大量茶叶,以备沿途的赏赐和馈赠。在西藏方面,茶叶和山货贸易成为西藏商人的重要利源,西藏地方政府、寺院以及上层人士也纷纷经营茶叶,甚至将川茶运销到它曾经管辖过的锡金、拉达克,以及廓尔喀、尼泊尔等西藏边境诸国,使之成为政府、寺院和个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雅州府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四川边茶产销就达96902担;雍正八年,四川南路边茶,加上西路边茶,总计达123224担;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在打箭炉(康定)上市的茶叶每年达到14万担以上;到光绪年间,两路边茶加起来仍有11万担。直到清朝末年,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积极谋划振兴茶务,以便与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印商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茶马古道的活力。

清代在大力发展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后,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四川边茶已西运到拉萨以远,甚至到达廓尔喀、拉达克地区,北运则到达甘肃、青海藏地,茶驮商旅络绎不绝于途,清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或征剿,或安抚,保障茶道的畅通,使得茶马古道更加繁盛畅行起来。

民国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同时受到印度产茶叶从亚东、帕里入藏的冲击(其中部分是经缅甸跨印度洋运入的云南普洱茶),四川的边茶贸易受影响而呈现衰落迹象。

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中国各条对外通道均被日军封锁,茶马古道成为通往同盟国的唯一陆上出路,一时间,这条道路上的茶叶山货,以及英印产物资的贸易陡然间兴盛起来,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这些传统经济形态的交通市场网络的一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战时经济支柱,维持了抗战的持久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未完待续)

摘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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