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形单口锥刺圈纹双联腹陶罐 本报记者 黄伟 摄
文物名片：
文物名称：喇叭形单口锥刺圈纹双联腹陶罐
文物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出土地点：汉源县
文物尺寸：口径7.2厘米，底径6厘米，最大腹径22.7厘米，高16.2厘米
文物特征：泥质红褐陶，器形极小，整体造型别致，单一口颈外侈，颈部以下连接两只并列鼓起的圆腹，一侧呈弧形起伏，器壁素面却周身布满锥刺圈纹。
文物价值：此罐既带有西南巴蜀地区鲜明的日用与礼制色彩，又凭借“双联腹”这一巧妙结构，成为古代饮食习俗与族群交融的生动实证。
□本报记者 黄伟
走进雅安市博物馆展厅，展柜里一件巴掌大小的泥质红褐陶罐并不张扬，却凭借一个喇叭形的单口和紧紧依靠的双腹，攥住了每一位观展者的目光。这便是战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奇巧之作——喇叭形单口锥刺圈纹双联腹陶罐。
陶罐虽小，但喇叭之口开得颇为舒展，这个陶罐不只是一件寻常的日用器物，更是西南夷往事的无言信物。
一器双腹现巧思
这件汉源县出土的战国时期喇叭形单口锥刺圈纹双联腹陶罐，单口敞如喇叭，口沿光滑圆润，便于倾倒或舀取，束颈自然收窄……这些细节，无不体现着先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智慧。
战国之际，西南夷先民多依山傍水而居，饮食结构粗朴，谷物与肉类往往混煮。这样一件既能轻松注口、又能同时容纳两种不同食物的陶罐，不仅节约了餐桌空间，更实现了朴素的“一锅双味”搭配。
双联腹的陶罐结构在彼时巴蜀及其周边的考古材料中确属少见。大渡河谷地带，人们惯常使用的是平底罐、钵或单耳罐。这件陶罐两腹相连，底部直径仅6厘米，双腹外扩的最大径却达22.7厘米。
从实用功能延展开去，这件陶罐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承载的文化密码。
此罐器表偏素，但喇叭口与双联腹的结合，不禁令人联想到“合卺”或联姻相关的原始信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南北墓葬中均不乏双联、双口器，常被视为氏族联盟、男女婚配乃至人丁兴旺的象征。当时，粮食与人口的再生产是每个部落的立身之基，双腹相连隐喻家族繁衍。
先民的图腾与信仰
详细打量遍布陶罐表面的锥刺圈纹，素面的红褐陶胎缺乏铜器的光耀，却平添了几分原始的沉静。所谓锥刺纹，是在陶器入窑烧制之前，用尖锐的木棒或骨锥在泥坯上手工戳成；圈纹则多为大小不等的圆圈状戳刺，稀疏有致地排布于双腹外部。
这种装饰，既藏着远古先民对天地、丰产的模拟，又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精神图腾。古代造物讲究“器以载道”，祈求谷物充实双腹，祈求部落人丁蕃昌。正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执着，让一件朴素的陶罐跨越两千多年时光，在今天雅安的博物馆里，依然默默承载着远古的期盼。
置身于战国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雅安、汉源一带是牦牛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的必经之地。在这件陶罐上，既能看见巴蜀文化区陶器轮制技术的影响，又能感受到更质朴的土著古笮人信仰——两种文化源流在泥胎内外不期而遇，交汇成一道历久弥新的异彩。
采访后记
烟火千年依旧
大渡河畔的汉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新石器时代的麦坪遗址，到商周时期的桃坪遗址，再到战国至两汉的各类墓葬，考古发现连续不断，堪称一部埋藏在地下的通史。
当年那位制作陶器的匠人，究竟怀着怎样缜密的心思，要用陶土捏出两个相连的腹，再画上满身的锥点？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手中的一件器物，会成为千年之后人们回望故土历史时最重要的实物证据。
这件陶罐呈现的，不单是技艺，更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激流中求存求荣的倔强心跳。
时光流转，山河依旧，人间已换。
从雅安市区出发，沿G5京昆高速公路南行，大约一个小时车程便可抵达汉源县城。如今的汉源，早已是另一番天地。大渡河两岸，壮丽的河谷平原上，连片观光果园铺满山坡；汉源湖碧波万顷，倒映着蓝天白云，成为闻名遐迩的生态康养胜地；每年候鸟成群，两岸瓜果飘香，乡村旅游如火如荼。
这里产出的汉源花椒享有“贡椒”的美誉。每年立秋前后，漫山花椒成熟，红艳艳的果实将山野“点燃”，椒农们背着背篓上山采摘，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麻香……这幅画面，似乎与战国时期古笮人在此安居乐业的景象遥相呼应。
今天，当我们站在大渡河畔，现代化交通网络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农家院里的贡椒苗生机盎然。一切都在变，但汉源这片土地上的烟火气，从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