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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意晏场

 【发布日期:2023-02-08】 【字号: 】 【关闭此页【点击数:

晏场因晏氏家族而名,场曰晏场,山曰晏山,河曰晏河。这是个偏僻的地方,距雨城区有百里左右的路程。但是,处于丝路茶道上的晏场,又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地方,透过这些锈封苔覆的积淀,也许能窥视它曾经的过往。

晏场的场

“自古雅州两大场,北有草坝南晏场。说明晏场在雅安众多场镇中规模大、分量重。

既因晏氏而名,当然得说说晏氏。族谱记载,晏氏在“晏场的始迁祖晏章显,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 年)由江西省临江府临安县晏薛沟入川,落业大屋溪,插荒报粮,继后分居冷水浸、晏沟、晏碥”等地。

当时的雅州府辖芦山、名山、荥经,州治在今雨城区,晏场属于雅州府辖地。因元末连年战乱不断,雅州也未逃脱萧条衰败的命运。人口稀少,百业凋零,盗贼猖獗,妖烟弥漫,民不聊生。晏场一带,峰峦叠嶂,古树参天,鸟兽成群。人烟稀少,或无人烟,故晏章显可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愿景,随意圈地“插荒报粮”,只要衙门认可,缴纳“皇粮国税”就行。

尽管环境艰难,人总得要生存,既来之,也必须得安之。仗着年轻气盛,晏章显带领家人开始砍树搭棚,开荒种粮,在一条小溪旁有了安身之地。后经逐年增修,房子越来越大,这个地方就被后人喊为“大屋溪”。

年复一年,晏家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吃饱穿暖了的晏氏家族开始拓业,或经商,或行医,穿梭于雅州、嘉州、眉州,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家业也渐渐大起来。

若干年后,晏场先后又定居了来自他方的人家,几乎都是明清时期移民而来。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晏氏家族势力逐渐增大,当地人气也越来越旺。人气旺,过往客商多,位于茶马古道旁边的冬瓜坪,就成了来来往往人们歇脚的地方,一些脑子灵活的,就在冬瓜坪摆摊子,做起了小生意。

冬瓜坪虽然在区位上适合商贸和来往客商歇脚,但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水源,想在冬瓜坪开茶馆、饭馆,只有把其他地方的水背到冬瓜坪,这样既不方便当地人,也不方便来往客商。所以虽然天天有客商在此逗留,但也就短短几分钟、十几分钟歇脚而已,缓过劲来就继续前行,到其他地方吃饭过夜。因此,冬瓜坪的场子没兴起来多久就转移到了晏沟,也就是现在的场镇。

场子最后兴起于晏沟,与一个老婆婆有关系,尽管已过去若干年,这故事至今有口皆碑。因为冬瓜坪位置高没水源,有位晏家老婆婆没有能力到冬瓜坪赶场子,就在离自家不远的晏沟旁边摆了个摊子卖粽子、馒头和玉米稀饭,因为这婆婆卖的粽子馒头个大,待人热情周到,久而久之,过往客商都愿意在她的摊子旁边歇脚就餐,讨水喝。渐渐地,冬瓜坪的摊点慢慢都转移到了晏沟。后来大户人家又在晏沟办起了茶馆、饭馆、布匹店、杂货店和客店,晏场场镇就这样兴起来。据晏文安老年人介绍,晏场在清朝、民国年间都非常兴盛,汇聚了雅州、嘉州、眉州“三州八县”的人流物流,店铺林立,店招猎猎,商贸繁荣,商贾云集,甚至解放以后其规模仍然很大。但随着雅安交通建设飞速发展,公路四通八达,晏场镇成了偏远僻地,逐渐被冷落。

现在的晏场逢公历的“一、四、七”为场期,仍是物阜人稠。小货车代替了人背马驮,扬声器代替了吆喝声,得力于公路的畅通,物流的发达,所营商品早已超出“三州八县”的农副产品范畴。两纵三横的场镇布局,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让人再难见晏场古意,生活却是越来越好。

刘氏节孝坊

牌坊俗称牌楼子,是中国特有的门架式建筑物,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其独特的建筑形态,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自成一家,集雕刻、彩绘、楹联、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特有的牌坊文化中,犹以贞节牌坊数量居多。

刘氏节孝坊位于雨城区晏场镇五里村月心山下鹿井河畔,东南面为茅岗,西北面为牌坊沱,西南面为界牌岩,东南面为洪雅。当地村民主要以种植茶、树、竹为主导产业,房前,屋后,路旁,一笼一笼的慈竹张扬开来,装扮着乡村的淡雅与恬静。牌坊紧贴村民房屋,坊前是一条晏场至洪雅的古道,道下的鹿井河缓缓地流淌,仿佛在向路人讲述着远去的故事。

从山脉与水流走向来看,或者晏场属于洪雅,或者是洪雅的双河一带属于晏场。但就是这一牌坊,将这一河谷平坝一分为二,各有所属。因为这一状态,刘氏节孝坊也被称着界牌。

在中国古代,立牌坊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并不是谁都能立。只有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能够经朝廷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必须由当地官府核实之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才能建造。即使允许建造,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如果一个人能获得皇帝降旨建造牌坊,这对个人、家族,乃至整个地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光。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人伦之道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元时“伤风化、败人伦”的紊乱风气,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为了整治社会风气,统治者制定了“厚风俗、正人伦”的措施,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的经世哲学,将妇女的贞节观上升为国家意识而加以倡导,让贞节意识成为针对女性的一种约束性社会规范。明代朱元璋更是加大力度,强有力地支持妇女守节。洪武元年,朱皇帝下诏,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从此,抱贞守节之风日盛,甚至出现未婚女子替死去未婚夫守节的事。清代满族贵族统治中国,为避免出现元代“败风俗”的社会风气,影响政权的稳固,在明代的基础上,再次加大对女人贞节观倡导的力度,尤其是程朱理学经过宋的造势,元、明加持,清时则将其确立为取仕科目,贞节观被发展到宗教般的极致,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千字文》中总结说“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守节,是很高尚的事情。

刘氏节孝坊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正面明间柱镌刻对联“全地道正人纲承天宠死可复生生不愧”“代子职修妇顺肃母仪德能载福福斯多”,次间柱镌刻对联“龙观池中水天一色”、“月心山下松柏双青”。明间坊匾阴刻楷书“节孝”二字,旁有为刘氏而书的建坊记及捐赠人姓名,次间坊彩绘阴刻楷书“垂光”、“锡祚”。背面明间、次间柱均镌刻对联二副被村民的房屋遮挡,明间柱镌刻修建的年代“大清道光丁酉年十月吉日”。

按牌坊记载,刘氏为雅州刘安次女,及笄后嫁与洪雅县的袁联侯,在长子袁玉田年五岁,次子袁书田一岁余时,袁联侯去世。这年,刘氏年仅二十六岁,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奉老抚孤,守住基业与传承,刘氏立志守节。

刘氏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年轻守寡,独力将两个孩子抚育成人,俱有成就。墓碑和族谱记载:袁玉田是太学士,袁书田为太学生。用“360”、“百度”搜索,解释说:“太学是古代最高学府,古人将文人多尊称为士。”太学生则是“在太学读书的生员”。

苦节清操四十五载,二子均有成就,七十有余而亡。刘氏的事迹被洪雅儒学、洪雅正堂、建南兵备道、四川提督学院、按察使司、四川省布政使司、钦命太子少保四川总督等层层申报,最后奉旨旌表,给建坊银三十两,从祀节孝祠。

据传,袁联侯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为当时有一“讨口子”,在洪雅两河口进屋偷窃被人打死后,连夜将尸体背至袁联侯宅外,此事便赖在袁联侯身上,被官府问罪死在狱中。后刘氏抚育二子成名,通过诉讼为父申了冤屈,其母亦受皇恩旌表节孝永垂,其孙袁廷佑因祖父无辜受冤,祖母苦累,发誓不与洪雅交往,世籍雅安管辖。所以这牌坊也就成了雅、洪两县的分界线。

宝田寺

宝田寺的周边都是茶园,后山是成片的人工林,即便在冬天烟雨迷蒙中,仍然泛漾着深沉的绿意。

初入宝田寺,乍看,感觉就是普通民居中的三合院,直面一幢的民居虽然矮小,但透射出温暖的人间烟火气。左右上下各一幢高大的木结构建筑成色要新得多,但门上了锁,窗户紧闭,窗上未染烟迹,檐下未堆柴禾,了无生趣。

李崇德早在此等候,毕竟是一个84 岁的老人,耳背,腰佝偻,但他行走敏捷,人很热情,说话如快板。平时无事就在庙前转悠,与一伙同龄人侃天,夏天纳凉,冬天烤火,遇有人来访,就充当导游讲解的角色。

李崇德回忆,宝田寺占地面积约80 亩,分24 座殿堂,各殿之间有回廊相连,有房 72 间,7 个小天井环抱大天井,故称“七星抱月”。

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园里的一座高大的照壁,为单檐庑殿顶斗拱,保存得很完整,4 米宽,高 6 米,正面明间镌刻“第一山”,背面明间镌刻 “崇祯壬申春日□□□□”及,两面次间均镌刻对联,风化严重,内容难详。背面本来应该有图案的或为佛、或是福、寿等字样,现在只剩下中间一个白色的圆形。能够看清楚的仅为一幅“石壁采茶园,拱顾峨嵋瑞;金袍两觅路,瓦屋一重天”的题字。

“第一山”是哪山?当地人都说是凤凰山,凤凰山为宝田寺后山,从对面俯瞰,这座山就像一只卧着的凤凰,而宝田寺正好位于凤头上。山头正对正殿的宝刹,与灯杆、照壁构成宝田寺的中轴线,从这点来说,也有道理。但凤凰山除了一些传说,在历史上了无名气,何堪“第一”?也有人说是瓦屋山或峨眉山,因为宝田寺地处瓦屋山麓,过去的香客在朝峨眉、瓦屋的途中,都要在晏场的宝田寺或望鱼的接待院驻足,峨眉与瓦屋,本是姊妹山,这说也有道理。

宝田寺最难让人理解的是它入山门的道路,路从山下来,照壁前卧着一块大石,路,不正向照壁而去,却从右侧斜绕而入,给人一种旁门右道的感觉。在更前面的一块石包上,则还遗留了灯杆石,也在山门的中轴线上,过去,灯杆石上曾经竖着一根灯杆,灯笼上写有“宝田寺” 三字,每到傍晚,寺庙的僧人都会将油灯点燃,用绳子缓缓升上半空。晚上,全晏场都能看到这盏灯,犹如启明星一般,也给赶路人一盏指路明灯。

照壁后的第一殿为毗卢殿,卷洞而成的石阶宽阔、规整,在冬季寒冷的风雨中,浸出一种深沉的古意。阶沿石上用道家的天书手法雕刻着“泰山石敢当”。从这一对石刻来看,宝田寺就不仅是“寺”,是否同中国众多寺庙一样,也是儒释道“三合一”呢?

古寺正殿的屋外,放着一石制匾额,匾书“多宝香林”,上款为“崇祯五年壬申岁季春三月初三日大吉良辰立”,下款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钦差整饬澜沧洱海等处兵备道”,也足见宝田寺之声望。

走过七星抱月的古寺遗址,继续前行,随着脚步在密林中深入,小径两旁出现了一些规矩的石砌孔洞,一排三个或者五个,有规律地分布在道路的两边。李崇德说:“这些都是僧坟,有 50 个左右。”像宝田寺这样如此大规模僧墓墓葬群,在雅安也很少见。

最令人称奇的是,有一个独立的“大型墓室”,墓室上修有石楼。石楼的每梁根柱都打磨得平平整整。地下散乱地码放着的石板,应当是这石制建筑的瓦板、墙壁了。扒开枯草,抠去青苔,从石板精致的雕刻,能感知它的精美与大气。

那么,这座大型石墓是哪一位住持的,为何要花费如此大功夫修建这样大型的墓室呢?为何要在墓上建屋呢?没有记载,谁也说不准。只有李崇德说,这是何家的家墓,何家巨富,豪宅落成后,感觉不清闲,为求安宁,便将家宅、墓地捐给寺院。

寺前不远处,有一块很大的红砂石,张着一张大嘴,翘首望着凤凰山,路从口中过,行者如入血盆大口。岩石上不知何人、何时、为何而书“边界十有艮子亿万”,被一些人解读为“边界石有银子亿万”,引来了许多寻宝之人,费尽周折地猜估,千方百计地寻宝,至于是否找得宝藏,就不得而知了。

古桥

逐水而居是人的天然选择。但生活中的水,并非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无尤”的上善之水,有时,它就是一猛兽,人与水是一对欢喜冤家。既望“有龙则灵”,又惧它肆意横行。

新康桥是连接晏场的单孔石桥。站在桥上,晏河平和地流淌,桥下方一道石板桥横卧在河上。从场口绕到桥上,古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晏河大桥。

晏河大桥南北走向,横跨晏场河两岸。原址上本有一桥,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被洪水冲毁,同年由晏奇山出资在原址上重建,为七礅八孔平桥,占地 70 平方米。现存四礅五孔,24 米。桥宽 1.2 米,距水面约高 0.5 米,桥面由 10 块 0.4 米厚石条铺设而成。

修建这样的桥,不仅要有善心、善行,相当的经济实力,还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准。

晏文安说,他的高祖父晏奇山(号翠屏)医术了得,四处行医,嘉州、眉州、雅州,乃至成都、西昌都有他的足迹,都有他的佳名,他也因之而富。医者仁心,有了钱的晏奇山多有善行,且是大善行。《雅安县志(1928)》载:“晏翠屏,性好施,清光绪丙午,水冲晏场大桥,翠屏出资修竣。民国三年(1914 年),严桥场回禄,翠屏救灾恤邻,十一年饥,翠屏粜活众,乡里称之。”

民间将凡发大水、泥石流的现象都称之为“出龙”,要治水,得先降龙。桥横于水上,龙伏于桥上,这种格调的桥,在雅安典型的是荥经的平政桥和汉源的护国桥,都是龙头向着上游,希望“以龙克龙”,制服灾害。

鱼嘴都是用整块的石材雕刻而成,上首为龙头,下部为蛇尾,身段切为槽,桥板嵌合入槽,榫头上钻孔,再用抓钉固定。晏奇山四处行医,见多识广,此桥的形象设计,确实颇具匠心。龙的造型,似乎与他处有着不同的韵味。在没有电脑,没有效果图的时代,如此精美的雕刻,全凭工匠胸中的成竹,这需要何等的造诣。与新康桥相比,晏场古桥很小,但它所拥有的人文内涵,又是功能性的现代桥梁所无法比拟的。

古戏台

过去的场镇上都有戏台,也都有文昌宫,这是一方文脉兴旺的标志。在没有现代传媒的时代,戏台是一方居民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文昌宫则是读书的场所,也是祈求科考成功的神坛。

随着交通的发展,道向的变化,晏场显得边远了,从雨城城区到晏场,约100 里。没有了昔日的繁华,晏场人的生活照样丰富多彩。广播、收音机、电影、电视、手机,这些现代的文化产品,可以多方位地满足人们的文化快餐,却难以让人有参与感。参与,一直是晏场人对文化生活的内在追求。所以他们恢复了戏台,重建了文昌宫。

声名远播的是晏场高台,它是四川西部一种典型的舞台可移动艺术形式,距今已有400 多年的历史,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该艺术形式用巧妙的技艺,将历史文化人物再现于高台之上,惩恶扬善,有良好的教育、传承作用。

晏场镇的高台表演起源于明朝泰昌年间,由川剧剧种演变而来。

雅安天漏,历史上的晏场一直是多水灾地区,老百姓因无力抵御和整治水患,便在小镇的中央修建了川主宫,其内供奉着秦代治水能臣,蜀郡太守李冰的木身,祈求他能庇护晏场人不受水患之害。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晏场高台会表演都要将李冰的木身送至三江——晏场河、陈沟、谭沟汇合的地方,农历六月二十日,又将李冰的木身抬回川主宫,这项古老的习俗从未间断过,渐渐演变成晏场高台文化。

清乾隆年间,川剧在晏场扎根,形成了人人爱戏、人人看戏、人人懂戏的风俗。民国时期,晏场镇的高台表演以祭祀为主要内容。高台会表演中所呈现的历史人物都是良将、贤臣,这些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寄托着晏场人抑恶扬善的愿望。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在晏场川主宫的戏台下、主街道上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观众,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一睹高台会的盛况。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晏场高台会的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中。文艺汇演、赛诗会、书法比赛、高叠洞景区古筝表演、代河新村“古磨坊”农事体验……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陆续展开,为晏场群众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极具本地特色的文化盛宴。而随着影响的扩大,晏场高台已突破自身的范围,参加的队伍也越来越多,周边乡镇的群众文艺团体,也都汇聚在晏场进行文化交流。这使得晏场镇因其高台文化艺术而名声赫然,被命名为“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晏场高台文化艺术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

中国古场镇的兴起,基本的要件是交通要道上的人流物流汇集。历史上,楚国在四川的丽水和云南等地开采黄金,其运输路线是到荥经后,越羊子岭,经望鱼、晏场,至洪雅的罗坝上船,顺江而达荆楚;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伐吐蕃时,在今大相岭上置邛崃关,初以此道运送军需,倍觉效率低下,便疏通了罗坝至雅安的水路,史称“乐雅水道”。

从洪雅来晏场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由洪雅止戈坝而来,经青杠岭,另一条是由洪雅罗坝而来,两条路在青杠岭山下的两岔河合路到晏场。

青杠岭是洪雅与雨城的界山,“重修飞仙阁大路碑记”所处的地方叫店子坪,过去也是店铺林立,往来的背夫、商贾、行者络绎不绝。岭上有一“重修飞仙阁大路碑记”,为乾隆九年(1744 年)所制,碑名“重修飞仙阁大路碑记”。碑记上说,此路“上通荥、炉,下通嘉、眉”。荥经的姜家就是从这里进入荥经,初以铸银为业,后专门从事边茶经营,成为茶界巨商。

洪雅一带的茶,在荥经、雅安(今雨城)的茶行中,被称着“下河茶”、“河茶”,也是两县茶商的原料采购地。洪雅所生产的边茶,也由此路运至藏区,或由水路,到雅安(今雨城)汇集,再行边地。

峨眉的茶也由此路背运至荥经,乃至宜东、康定,这条一直向西延伸的茶路,滋养着世世代代的农人,或采摘,或制作或背运。漫长的小路,远去的历史,浓缩在冷水浸这段苔草萋萋的古道上。

晏场本身也是重要的产茶基地,除了大片的茶叶,这里还有几个茶号,有义兴店、义和店、和新店等,只是他们都湮灭在时光的长河里,能找出遗址的,只有义兴店了。

在没有汽车的年代,什么都要靠背。1950 年初,解放军十八军进军西藏,同时整修雅安至康定的公路,1951 年,在飞仙关和和大渡河上架设钢索桥,川康公路全线通车,这时,再也没背茶之人。

原来的茶马交易,是藏商直接到内地购买,或由内地商人运至藏区。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达赖喇嘛奏请在“打箭炉设市之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准“打箭炉设市贸易”,并饬雅属五州县(即雅安、邛崃、名山、荥经、天全)茶商到“打箭炉,蕃人市茶贸易”。规定藏人不得到内地购茶,内地商人不得将茶叶运过打箭炉,由于特殊地理的条件和政策,川茶就只能靠人力背运到康定。

人力背运,这在新中国前的雅安,是主要运输方式。从雅安到康定这条路上,背运的首推茶包最多,也还有盐、布匹、山货、日用品。背运货物的人,现在我们称其为“背夫”,其实这是现在的称法,或是书面称谓,当时都叫“背二哥”“背子”,把背运货物称为“背背子”。

“背二哥”分“长脚”和“短脚”。“长脚”是从发货地出发一直背到康定,“短脚”是从发货地出发至宜东。

“背二哥”多以亲戚朋友、坡上坎下的同乡结伴而行,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为一“朋”,其中不乏父子同道、夫妻同行、祖孙三代在一“朋”的。亲密的关系以便彼此照料、克服困难和有祸同挡。

老的称“掌拐师”,其次为“大背师”、“背师”小的仅十一二岁,称 “小老幺”。一般要背上三五年,背出了劳力,背出了经验,才能称为背师,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不是现在的职称评定。

一“朋”人里面选年高有德望或久跑江湖懂外事、遇事老成者为 “掌拐师”(或称“大背师”),负责协调方方面面、拿言语,解决路上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情。行路时“掌拐师”在前面领队,司命歇气(背二哥的行话,指休息)。歇气时,由于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不利用声音呼唤,掌拐师只好用拐磴子在地上敲几下,依次类推传递信息。一“朋” 人等距离排开,用拐子支撑起背上的重负,放松肩上的肌肉,嘘一声口哨,调整呼吸,整整齐齐,配合默契,动作完成得井然有序,很是有素的训练。歇气的间隔时间以步数算,上坡 70 步、下坡 80 步、平路 110 步,这就是行话“七上八下十一平”的由来。这种有规律的停息,其作用在于保持体力的延续性,防止前段体力透支,后段体力不济。这种有规律的停息,也让路上石板在拐杵的千钉万凿中,留下一个个深深浅浅的窝痕,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标志性遗迹。


 


晏场美景

 

晏场景色


作者:周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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