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兴县五龙乡残存的格达庙前那尊塑于清朝道光三十年的石碑。青石碑一如往日的沉默，透着晚清的苍凉，又如饱经沧桑的老人，向路人透露着160年前格达桥的一些零碎信息。
格达桥是今日五龙乡东风村九、十两个村民组的旧称。此地名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然而，毋庸置疑，“格达”是藏语译音，是当地旧时夷人的房名。1850年时，格达桥头人名叫格达加朗就是一个佐证。
要读懂清代道光末年格达桥那段陌生而艰涩的史话，还得围绕重建格达庙的话题来展开。这就不得不提及道光二十四（1844）年夏天，穆坪土司辖地的那场天灾。是年七月半，穆坪土司衙署地及西河普降暴雨，致穆坪教场沟偏岩子山体崩塌成堰塞湖，溃决为山洪泥流，淹没大半个穆坪街。同期，五龙羊村沟山洪爆发，怒涛奔涌咆哮，翻卷肆虐，冲断庙子岗（羊村岗）山脊，自此，‘五龙下海’的地貌易为‘五龙抢宝’。老羊村街道淹毁，10余人被洪水吞噬。格达桥的庙子沟也发生百年未遇的泥石流，人们被迫逃往后山的瓦厂岗、山神岗和高家山避难。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格达庙、沿沟的民房及名为‘店子上’的客栈，瞬间被泥石流淹埋。据当地一位年近百岁的龚姓老翁讲，他的爷爷曾说过“那次水灾是天亮后才发生的，村子里的人逃得快，幸好没有冲走人”。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次天灾的伤痛，在人们心中渐渐淡去。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光老人把黄历翻到了1850年。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失去昔日的鼎盛，没有多少气数了。畏怯的道光帝在鸦片战争阴云的压抑下，已快油尽灯熄，他忧愁的目光只能注视着南方。但在穆坪这个土司王国里，却是一派兴盛景象。钦赐诚勤巴图鲁世袭四川穆坪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坚参生朗多吉，接受了汉族文化，向汉之心油然而生，自取汉名恒贞，号蔼廷。穆坪土司的土地管理实行较为平均的分配制，可谓耕者有其田。虽然鸦片这个祸害早已敲开中国的东大门，但在穆坪之地，广种罂粟、吸食鸦片的恶习还未侵入。当时的农耕多属刀耕火种，以玉米、黄豆、粟子、青稞、荞麦为主的农作物单产虽低下，但以广种薄收来获得产量，上缴官粮后粮食自给有余。用钱靠烧碱、挖药、背背子等劳务挣得。土著人的生活虽然过得清贫些，但是安稳自在。这个时期，进山做买卖的汉人逐年增多，土司、头人和土著人很表欢迎。因为他们的土产，可以从汉人手里换到所需物品。他们的农家，同时也欢迎汉人的劳力。年复一年，有的汉人就在当地安家落户，有的汉人甚至举家迁徙穆坪。这样，汉人一天天多了，土著人的语言、服饰、习俗也逐渐汉化。这是后话，恕不再复述。而此时格达桥的16户土著人家，经过5年的休养生息，择地建起杉板住房，垦复耕地，生产生活有了着落。又萌发了祈求上苍、祖宗能保佑一方平安吉祥的精神需求之念，这就应合了穆坪土司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教化一方的谋略。在坚土司的支持下，头人格达加朗率族人高丹巴、神奇保、殷七里同老喇嘛（卜达）于道光二十九年秋后，始筹划格达庙重建事宜。说到修庙建寺，有必要就‘寺’与‘庙’的本质区别作个阐述：确切地说，寺是外来宗教的宣讲场所，供奉的是佛，是超然世外的。而庙中供奉的神，则是人的偶像化。人们在寺（庵）里祈求，是一种超然精神的追求，在庙中祭祀，则往往是对宗族祖宗的缅怀。如今人们把寺与庙混为一谈是不准确的。回头再说格达加郎等人在募捐中，“穆坪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坚参生朗多吉捐钱壹仟文。格达百姓十六家、别里（现明礼乡百里）百姓二十二家，各户上芋麦（玉米）贰斗、豆子四升、钱三百文”。捐赠钱币的汉人达百人，多者捐2400文，少者300文。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统治者对宗教事务的看重，夷人同汉人对宗教的虔诚，土著人与外来人的和睦相处。翌年十月，岁在庚戍，建庙告竣，格达庙又燃起了昔日的香火，土著人逢年过节又有了祭祀祖宗的活动场所。搁笔之时，偶得诗一首，权当结束语：
格达往事如云烟，星移斗转事境迁。
解读古庙功德碑，丰富文史资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