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伯，又名彭真，1904年出生于四川达县映山乡。在达县联中读书时，常与同学一起吟诗作词，畅谈时局。为治好因心绞痛长期卧床不起的母亲，彭龙伯从小立志学医。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读书。“五卅”运动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l926年，彭龙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彭龙伯业务过硬、医术精湛。彭龙伯先后到日本和莫斯科医学院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努力攻读医学科学，逐渐成为一名技术全面的医生。1931年5月，他奉命从莫斯科回中央苏区工作，组织安排他任闽粤赣边军区总后方医院医务主任。彭龙伯医术高明，是内外科的专家，许多重伤病患者都经他治愈，一些红军领导干部也常请他看病。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无论行军多么疲劳、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辛，彭龙伯总是和红军战士一起，同甘共苦，满腔热情地收治伤病员，尽心尽力予以诊治，深受军区广大红军将士的爱戴和尊敬。同时，他还负责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他给红一军团的聂荣臻同志看过病，深受聂荣臻同志的赞赏。革命胜利后，每当提到彭龙伯同志，聂帅对他的优良品质和精湛医术大加称赞。彭龙伯同志还为王稼祥、彭德怀、陈毅、陈正仁等许多高级将领看过病，因此有人诙谐地称他为“御医”。
彭龙伯呕心沥血、治学严谨。1932年9月，彭龙伯担任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这所学校从创建到1934年长征前，培养毕业的学员共六百七十多人，为红军输送了一大批医疗骨干。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同志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彭龙伯担任红军军医学校校长期间，不辞辛苦，呕心沥血，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员，主讲生理学、解剖学和内、外科学及手术学的课程。繁重的教学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彭龙伯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整天乐乐呵呵，竭尽全力，把学校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学校没有教材，他便利用晚上时间亲自编写教材和讲义，他的俄语、日语很好，在编写中常常参考俄文、日文书籍。有时熬通宵，天亮了用凉水浇一浇，又坚持上课。遇上教员缺课，他就主动代课。在教学上他总是循循善诱，对学生启发、帮助，有时三番五次的讲解，亲自示范，直到学生们真正理解、学懂为止。当年和彭龙伯共事的战友和学生无不对他充满怀念之情。
彭龙伯平易近人、关心同志。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卫生部成立，军委调彭龙伯同志任卫生部长。彭龙伯身为卫生部长，却没有半点官架子，仍然穿着布衣草鞋，与红军战士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待人和蔼可亲，甘愿自己吃苦受累，处处为他人着想，对同志、对下级关怀体贴。他模范执行党和红军政策，团结从敌军中俘虏过来的医生，政治上帮助、信任他们，任用他们，生活上给他们优待和特殊照顾。他自己没有薪水，却每月发给这些“解放医生”几十多块银元的津贴，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红军队伍的温暖，更好地为红军伤病员服务。
1934年l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彭龙伯任中央军委保健局长，与中央机关红星纵队一道行军。长征路上，他为王稼祥治伤，同时为中央领导人治病。1935年6月1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宝兴灵关。12日上午,红军总卫生部派警卫员通知彭龙伯到灵关大渔沟参加会议，研究有关翻越夹金山卫生工作事宜。当彭龙伯同警卫员一道进入狭沟约三里处,突然从垭子口方向出现敌机,敌机吼着在大渔沟盘旋低飞,接连投下几枚炸弹,弹片横飞,连半山上的斑竹也被炸断很多,正在小路上行走的彭龙伯被弹片击中胸腔主动脉，立即大出血。当同志们闻讯赶到现场时，这位德才兼备、曾抢救过无数红军将士生命的医疗专家已经牺牲。
彭龙伯同志牺牲时，还不到31岁。